從接到任務時的激動到病房中奮戰時的壓力——

“時間一長，身體的勞累和心理的恐懼就會達到極限”

“出發前的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江西省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內分泌代謝科醫生胡磊在2月12日晚上接到醫院的通知，第二天就要出發前往武漢支援。他說：“掛斷電話后，我感覺很驕傲，國家有難自己能出一份力這是一種榮幸，但在興奮過后，恐懼也隨之而來。畢竟要面對一種新型的疾病，病毒傳播速度快、傳染方式詭異，要說一點不害怕肯定是假的。”

與胡磊不同，更早來到武漢支援的新疆庫爾勒市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部護士長張巧在疫情剛開始暴發的階段就做好了心理準備。“疫情暴發，是最需要醫務工作者挺身而出的時候。當時我就決定，如果需要支援武漢，我一定報名。”張巧告訴記者，其實她從未擔心過自己會染病，一方面是出于對自身抵抗力的信心，另一方面是科學看待病毒的態度，只要做好防護，就一定沒問題。反而是缺乏重癥護理的經驗和專業積累，讓她在趕赴前線之前面臨著很大的壓力。

“直面疫情的壓力是很大的，報名的時候大家都有一股熱情，那時候熱情會抵消恐懼。”湖南湘雅醫院第三批援鄂醫療隊隊長錢招昕告訴記者。事實也的確如此，抵達武漢后不少醫護人員的熱情、干勁兒、戰斗精神轉化成了咳嗽、緊張、心悸，甚至嘔吐等生理反應。

“第一次進病區是2月14日晚上七點多，那時剛一進去就有一種窒息的感覺。當然，兩層口罩外加防護服確實又悶又熱，但更主要的還是那時我不敢呼吸，怕空氣里有病毒。”胡磊告訴記者，“后來隨著工作的開展，任務的加重，心態反而放松了下來。就像大家說的一樣，既來之則安之，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除了看不見摸不著但又確實存在的病毒，每天都要面對的病人和疾病帶來的負面情緒也加重了一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壓力。

“正式開展工作之后，我發現武漢的病人數量之多超過了我的心理預估。”新疆和靜縣人民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尹伶慧講述道，“我是重癥監護的護士長，一度以為自己生死看淡，直到有一天，一個七尺男兒閃著淚光跟我分享自己的不幸遭遇……那一刻，我也沒忍住哭了。”

張巧在兒科工作了9年，善于與孩子打交道，但在武漢的方艙醫院，她不想見到一個小朋友。“我工作的方艙有一個9歲的男孩兒，每次看到他我都會覺得很難受，這么小的孩子不得不跟爸爸媽媽分開，也可以說是他們的爸爸媽媽把孩子的命交到了我們手上，我不想愧對這種信任。”張巧說。

“病房里不止一個病人，有的病人在目睹了搶救過程以后會跟我說，護士我很害怕。那時候我就很難受，特別想有什么特效藥有效藥能讓他們好轉。”湖南湘雅醫院援助武漢金銀潭醫院護士朱戀說，“有一次，一位病人搶救失敗了，我用很短的時間調整過來，又收治了一位病人，剛好這位病人是我的同行，一位骨科醫生。戴著口罩護目鏡，身穿防護服的我不能哭，哭了護目鏡一花就看不清了，只能一直忍著，忍到下班就崩潰了。”

“這是一線醫護人員當中比較普遍的狀態，剛開始誰都不覺得有什么，但時間一長，身體的勞累和心理的恐懼就會達到極限。”浙江首批支援武漢的心理醫生唐偉說，汶川地震的時候，一線的醫護人員15天左右要輪換，否則會引發嚴重的焦慮情緒。這種情況會隨著援助隊的增多，醫護人員的休息得到保障而有效緩解。

2月18日，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刊載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服務》一文。文章作者對湘雅第二醫院的13名醫護人員進行了30分鐘的采訪調查，調查發現，很多醫護人員表示他們對感染本身并不感到恐懼，尤其是一旦開始工作就會將恐懼拋之腦后。但是，他們擔心自己的工作會給家人帶來壓力，而這也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負擔。

“出發之前，女兒問我去做什么，我說去上班了。”朱戀分享道，“我有一個同事，她的孩子叫可可。有一次視頻時女兒問我，為什么可可的媽媽每天下班都回家，而你卻不回家。我當時聽了心里難受極了。”

了解壓力產生原因，做好全方位保障——

“心理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產生于實際工作中的問題”

一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在疫情暴發之初就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各地采取多種措施幫助醫護人員減壓釋負。

1月2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明確除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患者外，醫護及相關人員也被列入重點關注人群。3月5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和民政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心理援助與社會工作服務的通知》，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加強對一線工作人員的心理援助與社會工作服務。

為緩解一線醫護人員心理壓力，國家衛健委開發了專業化網絡心理服務平臺，提供規范化的心理咨詢服務，目前有11條專門為醫護人員開通的心理援助熱線；通過心理調適指南、動漫版視頻等科普宣傳材料，引導醫護人員掌握自我調節的方式方法，并已派遣400多名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前往支援湖北、武漢。

除了心理援助熱線和心理專家輔導，武漢當地醫院也紛紛結合實際情況，作出有效應對，緩解醫護人員心理健康問題。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在醫院員工休息區開設醫護人員心靈驛站，用鮮花營造溫馨輕松環境，播放有關心理健康知識、放松訓練、心理干預技巧音頻視頻，為醫護人員提供音樂治療、放松訓練、智能心理減壓放松系統、手工制作等心理健康服務。

方艙廣播是湖北之聲與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聯合制作推出的創新項目，面向特定地點——方艙醫院，推送給特定人群——方艙醫院內的患者和醫護人員，進行心靈撫慰的特別節目。內容包括新冠肺炎知識普及、心理干預、音樂療愈、文藝欣賞等。

“心理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產生于實際工作中的問題，所以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讓一線醫護人員沒有后顧之憂。”武漢市武昌醫院由綜合醫院調整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點傳染病醫院，全體醫護人員面臨更大的壓力。醫院黨委書記王力霞2003年曾在非典病房工作，對病毒的傳染性和防護工作有一定的準備。武昌醫院在疫情暴發之初便采購了大量人體紫外線消毒燈，并安裝了新型消毒設備，還成立了30人的消毒隊，每天三次到病房消毒，減輕醫護人員害怕感染帶來的壓力。“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保證醫護人員的營養，食堂雞蛋、牛奶、魚、肉等供應充足，這些有助于提高醫護人員的抵抗力。我院1036名醫護人員最高峰時收治了500多名新冠肺炎病人，但醫護人員感染率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

“醫院機關的領導干部每天都要下病房，與一線的醫護人員交流，了解他們的想法，掌握他們的需要。”在王力霞看來，細節決定成敗，這些深入人心的工作能夠幫助發現醫護人員心理上的包袱，并及時提供幫助。“不管是醫院領導，還是后勤人員，我們都與醫護人員一起并肩作戰。院長和紀委書記深夜幫著搬氧氣罐的場景在我們醫院經常發生，這些點滴拉近了所有人之間的距離，堅定了醫院上下團結一致戰勝疫情的信心。”該院一名醫生表示。

“疫情終會結束，但疫情給醫護人員帶來的心理創傷可能會持續很久。后續的心理疏導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一方面，我們要留給醫護人員充分的休息時間，來緩解疫情帶來的負面情緒。另一方面，我也想號召社會提高對醫護人員貢獻的認可，減少對傳染病患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偏見。傳染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傳染病的歧視。”王力霞告訴記者。

破解焦慮恐懼情緒，全社會共同行動——

“要認識到團隊的力量、信心的重要”

“關愛一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刻不容緩。”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主任李濤表示，醫護人員在疫情的影響下一直處于應激狀態，會出現各種心理和軀體反應。這些反應一旦過了“度”，就需要心理援助。

面對病毒產生恐懼、焦慮等情緒，應如何應對？“首先是需要去接納它。”李濤建議，面對重大傳染病，每個人都可能有相應的身心反應，如心慌、害怕、擔心、失眠、焦慮等。醫護人員不是神，抗疫時該換崗就換崗，該輪換就輪換，精神耗竭容易引發精神心理問題，并影響工作效率。“但同時，醫護人員也可以將這種恐懼轉化為對防護工作的重視，應該意識到，只要規范防護，就不會染病。”李濤表示。

“救治是醫護人員和患者面對面交流接觸的過程，也是人與人之間信息溝通的過程。醫護人員的情緒往往受到認知方式的影響，疫情的深入發展、高強度高負荷的工作壓力，容易使醫護人員產生心理負重、無助感和自責心，致使自信心降低。”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醫學心理學系教授官銳園建議，醫護人員要學會自我認知調節，認識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要認識到團隊的力量、信心的重要。

張巧就很善于依靠團隊來分擔工作壓力，減輕心理負擔，并找到緩解負面情緒的出口。“我們新疆援助湖北的第二批醫療隊，從五個地區抽調組成，來之前大家基本都不認識，但是來到武漢以后我們就成為了戰友。我們閑下來的時間會一起做操、聊天，通過這些方式，很好地排解了心中的壓力和負面情緒。”

團隊力量之外，家人也很重要。“一線醫護工作者有些很長時間沒有回家，尤其是外省市的援助隊，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遠離親人。我建議一定要通過視頻定期與家人溝通交流。一個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支持都來自于家人，多忙多累都需要和家人保持聯系。”李濤建議。

“平時一頓美食就可以打消我的負面情緒，在武漢我還有自己獨特的疏導方法。”胡磊這次來武漢特別帶了兩樣東西，工作證和一盒軍隊配發的救生食品。“醫院的胸牌每天提醒我作為醫生的責任，而那盒早就過期的救生食品，上面的一行字——堅持到底，救援就一定到來——堅定著我的信心。每次下班回來，我都會看看這兩樣東西，放空自己。它們一個代表責任，一個代表希望，這是我最想帶給武漢的。”

“我想抱著我的孩子三天三夜不撒手。我想化好看的妝，穿最好看的衣服，跟家人朋友聚會逛街，街頭巷尾再也看不到戴口罩的人。”朱戀如此憧憬著疫情結束后最美好的畫面。（記者 齊昕）

責任編輯：孫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