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多國先后加強貨幣寬松政策，負利率趨勢是否會擴大引發關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建議，各國應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新興經濟體尤其要注意防范其負面外溢效應。

　　多國“開閘放水”，利率下調至歷史低位

　　近幾個月來，多國“開閘放水”，進一步加強貨幣寬松政策，下調利率至歷史低位，以刺激經濟復蘇。在負利率“陣營”，歐洲央行維持存款機制利率-0.5%、主要再融資利率為零不變，日本央行表示負利率政策2023年度以后仍將持續。

　　不少其他發達國家則采取了接近于零的極低利率，負利率“陣營”是否會擴容引發廣泛關注。美聯儲3月先后緊急降息50、100個基點，在最新一次議息會議上，美聯儲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在零至0.25%之間，現行的零利率政策很可能會持續至2022年底；英國央行基準利率僅為0.1%，5月更是首次以-0.003%的負收益率發行37.5億英鎊2023年到期的債券；韓國央行年內已兩度下調基準利率至0.5%；新西蘭、加拿大央行將基準利率均降低至0.25%。

　　負利率產生于低通脹、低增長、持續低利率背景下。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傳統貨幣政策已難以產生明顯效果。為對沖經濟下行局面，歐元區、日本、瑞典、瑞士、丹麥央行紛紛推行負利率，以刺激投資與消費，促進經濟復蘇。

　　負利率能否起到經濟刺激效果一直是爭論焦點。歐洲央行新一期貨幣政策評估報告稱，負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歐元區宏觀經濟形勢的改善，對減少失業率、降低政府和企業融資成本作出了重要貢獻。日本帝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露口洋介表示，利率下降導致日元貶值，從而使日本出口企業受益。然而也有不少經濟學家警告稱，負利率政策“易進難出”，弊大于利。

　　負作用明顯，短期效應無助于解決結構性問題

　　“一些國家央行實行負利率，原本希望刺激消費，并將借貸成本保持低位，使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然而經過觀察，因經濟復蘇高度不確定，居民反而增加儲蓄，負利率在此時起到的是抑制消費的‘反作用’。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實體經濟的恢復和就業回暖更主要靠財政政策的支持，負利率政策本身作用有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紅表示。

　　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成員安德魯·森坦斯指出，在日本和歐元區，有證據表明負利率侵蝕了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原因在于負利率作為迫不得已使用的非常規手段，往往表明常規政策難以發揮作用，這將加劇人們對經濟前景的擔憂，從而增加儲蓄以應對潛在風險。

　　對銀行業而言，負利率導致銀行存款減少。德國銀行業協會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自實行負利率以來，歐元區銀行共損失250億歐元。英國銀行業對英央行可能實行的負利率表示強烈反對，稱這項政策將大幅削減銀行收益，限制它們消化疫情導致的貸款損失的能力。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布魯內梅爾表示，負利率政策不應作為一項經濟刺激手段長期使用，否則將削弱銀行作為金融中介的功能，加劇金融系統風險。由于通常依賴固定收益類金融產品，保險業、養老基金等也將受到挑戰。國際清算銀行2018年發布報告認為，在利率極低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的償付能力將比銀行更令人擔憂。

　　分析人士稱，負利率也將造成金融和固定收益資產價格泡沫化，進而加大金融系統的長期風險。極低的利率使投資者更愿意進入資本市場，購買高風險資產以尋求高收益，甚至是低信用等級債券。釋放的流動性涌入資本市場而非實體經濟，造成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脫節，金融資產泡沫隨之被不斷推高，危及金融穩定。過于依賴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也擠壓了央行政策空間。“當非傳統貨幣政策常態化，傳統貨幣政策傳遞渠道也會發生變化，各國的政策效應也更加不確定。”高海紅說。

　　英國經濟學家萊特福德指出，負利率在短期內具有較強的提振經濟效果，但隨著政策持續，邊際效益遞減，其負面影響將日漸明顯。不少人因此將負利率比作“飲鴆止渴”“一劑毒性強烈的猛藥”。許多國家對負利率持謹慎態度。英國央行遲遲未將利率帶入負值區間。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表示“負利率并不適合美國”。

　　多名經濟學家指出，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并非因流動性短缺導致，而是內部結構性問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瑟夫·加農認為，低利率的本質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生產率放緩，負利率政策對此束手無策。英國《金融時報》評論稱，“歐元區的負利率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未能實施足夠的財政刺激或改革”，解決方法應該是“不再將重擔交給央行，而是開始使用其他形式的經濟刺激措施，如基礎設施建設和明智的結構性改革來創造增長”。

　　加強政策協調，共同防范系統性風險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興經濟體面臨發達經濟體實施負利率政策所帶來的外溢風險。有分析指出，極低利率打破全球資本流動原有平衡，使國際資本短期內大量涌入新興市場，推高當地資產價格，形成輸入型通脹，破壞金融穩定。發達經濟體大幅增加貨幣供應，造成新興經濟體貨幣相對升值，出口競爭力削弱。然而當發達經濟體結束量化寬松，新興市場貨幣又面臨貶值壓力，加速資本外流。對此，露口洋介認為，新興經濟體應完善金融監管，防止“熱錢”涌入造成金融市場無序；增強匯率彈性，降低量化寬松通過匯率途徑對本國造成負面影響。

　　伴隨金融穩定問題的還有債務風險隱憂。“發達經濟體降息會刺激新興經濟體增加借債，持續推高債務水平。”高海紅說，一些國內經濟問題嚴重和金融脆弱性較高的新興經濟體，其債務違約風險也因此增加。

　　為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俄羅斯、巴西、南非、印尼、菲律賓等國央行普遍采取了下調利率和注入流動性的調控手段。馬來西亞前央行行長阿克塔爾·阿齊茲表示，新興經濟體應避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從而防止負利率政策對新興經濟體的溢出效應。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中國十分珍惜常規狀態的貨幣財政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更不會搞赤字貨幣化和負利率。

　　針對各項系統性風險，高海紅建議，新興經濟體應調整經濟結構，提振國內需求；健全宏觀審慎政策調控，加強國際資本流動管理；同時應充分發揮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平臺作用，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抵御經濟下行壓力。

　　（本報北京、布魯塞爾、華盛頓、東京電）